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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国际人生被困住时，别忘了这三种活法｜夜读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我们仿佛被困在一个早已写好的剧本里：做着不喜欢的工作，维持着令人疲惫的关系，扮演着别人期待的角色。我们想要改变，却发现现实盘根错节；想要离开，又不得不考虑责任和代价。

可是，被生活限制并不意味着只能任由它摆布。在《与社会学同游》中，社会学家彼得·伯格告诉我们，面对那些看似牢不可破的规则，人至少还有三种活法：有力量的时候，尝试改变它；暂时无力改变时，在内心与它保持距离，为自己保留一座精神的城堡；必须留在其中时，学会与规则周旋，在生活的缝隙里守住自己的初心。

本文来源：《与社会学同游》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变革

拒绝继续按照旧定义行动

任何社会变革进程都和对现实的新定义联系在一起，任何这样的重新定义都意味着，一个人开始采取的行动和社会的旧有定义对他的期待是对立的。

个人的偏离行为和大批人的无组织以及重组整个社会体系的运动截然不同，它们在社会学上的分别是显而易见的……两者都说明，抗拒外在控制和（必要的）内在控制都是可能的。

变革始于对现实的重新命名：当人们拒绝继续按照旧定义行动，看似牢固的秩序便第一次显露裂缝。

我们可以看看一些更加平常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人们不接受自己以前的身份界定，于是，特定的社会情景就可能被改变，至少是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病人多次预约电话访谈，他把医生诊断室变成生意场；在英国游览的美国人给英国东道主讲授伦敦的古迹；留宿的客人暗示，他不为人知的神秘的宗教信仰使他不能陪主人上教堂，因而把主人一家子的礼拜天上午搞得一团糟。

这一切例子都可以被称为成功的微型社会破坏，和伟大的革命者那种普罗米修斯式的盗取天火相比，它们固然是雕虫小技、不值一提，然而在揭示社会结构固有的不稳定性方面，它们毫不逊色。

如果读者的道德成见允许，他不妨立即测试波特式的社会破坏方法的有效性。在纽约市的鸡尾酒会上，他可以假装成滴酒不沾却宽容酒鬼的人；在循道宗教会的野餐会上，他可以假装成有神秘信仰的新人；在企业家的午餐会上，他可以假装成心理分析师。

在这些情况下，他都很可能发现，突然闯进却不适合特定剧情的人物，对适合剧情的人物的角色扮演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样的经验有可能使人的社会观点突然逆转；此前令人敬畏的巨型花岗岩大厦突然变成了纸糊的玩具房子，一捅就破。

二、超然

在精神上退出社会舞台

倘若你不能改变或破坏社会，你可以在内心深处采取退让的姿态。超然的态度是抵抗社会控制的办法，这样的处事态度至迟始于老子，斯多葛派把它发展成为一个抵抗的学说。

他们退出社会舞台，隐居到自己的宗教、思想和艺术领域里，进入自我流放的境界，但他们依然承载着起初在社会里获得的语言、身份和知识储备。

超然并非逃避世界，而是在无法改变世界时，先为自己保留一处不受征用的内心疆域。

尽管通常要付出巨大的心理代价，但是为自己构建一座精神的城堡还是可能的，出世者几乎可以把社会的日常期待忘得一干二净。在修筑城堡的过程中，这座城堡的精神气质与其说是由周围社会体系的意识形态决定的，不如说是由堡主自己决定的。

如果有同道与你共筑城堡，你确确实实可以构建一个“反社会”的城堡，它与那个“合法”社会的外交关系可能会减少到最低限度。顺便指出，到了那样的境界，超然出世的态度产生的心理压力就会降到最低限度了。

身在既定世界之中，人仍能后退一步，辨认什么属于处境，什么才真正属于自己。

这样的“反社会”建立在偏离常规的、超然的定义上，其存在形式是宗派、异教、“核心圈子”或其他群体等社会学家所谓的亚文化。如果我们想要强调这种群体在规范和认知上的隔离性，把它们叫做亚世界也许更合适。

古怪的宗教信仰、颠覆性的政治、反传统的性行为、非法的游乐——其中任何一种特征都足以造成一个亚世界，精心打造的盾牌使之不至于受到社会控制的影响，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都被拦截在这个世界之外。实际上，现代都市生活的匿名性和自由流动性大大促进了这种地下世界的构建。

叛逆性较弱的思想构建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个人从具有决定性的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只要他们在追随自己的兴趣时有经济条件生存下去，狂热献身纯数学、理论物理学、亚述学或琐罗亚斯德教的人就可以基本上不理会常规的社会要求。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话语世界自然引领他接受的思维方向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其思维模式和常规的思维模式相对，因而脱离一般社会人的世界观。

叛逆性较弱的亚世界不是经由反叛社会形成的，然而它还是走向了一个自主的精神世界；在这个自主的精神世界里，个人几乎可以用奥林匹亚神那种超然的态度生活。

换句话说，个人的世界也好，群体的世界也好，人们都可以构建自己的世界，并且在此基础上超然于他们起初完成社会化时所在的那个世界。

三、巧妙利用

身在规则之中，却不完全受规则支配

“策略”艺术的探讨使我们接近于逃避“社会暴力”的第三种方法，即巧妙利用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时，个人并不尝试去改变社会结构，也不对社会结构采取超然的态度。

相反，他用社会结构的合法守护者未曾预料到的方式去有意识地利用这些社会结构，根据他自己的目的在社会丛莽中独辟蹊径。

欧文·戈夫曼分析了“囚徒”世界（包括精神病院、监狱和其他压迫机构），他提供的例子充分说明“巧妙利用制度”为何能够成功；所谓巧妙利用就是用正常程序之外的方式去利用社会制度。

在监狱洗衣房工作的囚犯用那里的机器洗自己的袜子，病人用医务人员的通讯系统发送私人信息——这一切都是“巧妙利用制度”，借以宣示摆脱制度的霸道要求而拥有的相对独立性。

倘若你匆忙得出结论说，这些伎俩是可怜而无效的反叛，那未免太轻率。人有聪明的办法来绕开和颠覆最精巧的社会控制系统，这样的机巧能够矫正社会压抑，使人的精神为之一振。我们常常会同情诈骗者、冒名顶替者或江湖郎中（只要不是自己被欺骗）。同情的原因可以这样来解释：这是从社会决定论中寻求解脱的一丝宽慰。

这些人是社会马基雅弗利主义的象征，马基雅弗利对社会有透彻的理解，他不受幻觉的束缚，找到了巧妙利用社会并达到目的的方法。

当我们看见骗子扮演各种令人尊敬的社会角色时，难免会形成令人不安的印象：那些“合法”拥有这些角色的人获取社会地位的手法也许和那些冒充他们的骗子没有多大的区别吧。

如果你知道职业生涯中难以避免的欺骗、哗众取宠的废话和“胜人一筹的手腕”，你几乎就会得出一个危险的结论：社会首先是一场骗局。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我们大家都在设置骗局。愚昧者假装博学，欺骗者假装诚实，怀疑者假装相信——如果没有假装的博学，任何大学都不能够生存；如果没有假装的诚实，任何企业都不能够成功；如果没有假装的信仰，任何教会都不能够维持。

在这个方面，戈夫曼阐述的另一个概念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这个概念被他称为“角色距离”（role distance），其意思是不太认真地扮演角色，没有当真的意向，且另有秘而不宣的目的。

在每一种高压的情景中都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土著人”下属假装出主人指望的百依百顺，但同时却策划着在某一天割断所有白人的脖子。黑人佣人假扮糟蹋自己的小丑，新兵假装一尘不染、风纪严明的狂人，事后他们心里想到的和假装的神话却截然相反，他们在内心里拒绝自己的角色的意义。正如戈夫曼所云，身处这种情景的时候，口是心非、表里不一是在自我意识中维护自己尊严的唯一办法。

戈夫曼这个概念可以推而广之，用于外在角色和内心身份不一致的一切情况。换句话说，行为者在他的意识和角色之间确定了一个内在的距离。这样的情况对社会学视角极其重要，因为它们偏离了常态的模式。